糊塗難
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
放一著
退一步
當下心安
非圖後來福報也
國家的囚徒
Prisoner of the State
趙紫陽的秘密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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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根據趙紫陽軟禁時期三十六盤秘密錄音，由趙紫陽秘書鮑彤之子鮑樸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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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文字尚需繼續整理、校對。但不妨礙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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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前有兩部序和一份導言。序是漢譯後的英文版序《改革的設計師》，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作；《歷史是人民寫的》，杜導正作。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鮑彤作。
正文後附錄《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錄音》、《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趙紫陽<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趙紫陽<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並特別收錄林博文所寫《秘運海外的回憶錄——從趙紫陽追溯赫魯雪夫》，最後有趙紫陽年表和人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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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分六部分。
一、《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分七章講述自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到6月24日社會上的狀況及趙紫陽自己的活動等。趙紫陽預見會有群眾集會悼念胡耀邦，事實上的確有集會；他並認爲集會者有三種，一是專爲悼念胡耀邦的，二是藉機表達不滿的，三是藉機鬧事的。所謂不滿，既包括對胡耀邦下台方式不滿，又包括對前後經濟政治措施不滿、對體制不滿。趙紫陽認爲藉機鬧事不可能沒有，但也不可能是多數。他的處理方針是讓社會表達不滿，開展多種對話以交流疏導，避免流血衝突，堅決打擊犯罪，恢復正常秩序。4月23日趙紫陽訪問朝鮮，時社會秩序以趨好轉，學校陸續復課。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定性學潮爲“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趙紫陽在朝鮮，對社論發表前後經過當時不知情。該社論激出4月27日大遊行。因趙紫陽之前要求避免發生流血事件，並有彭真等人力勸克制，故該遊行幾乎未受阻攔，各校之前勸阻遊行的黨團幹部受學生奚落。4月30日趙紫陽回國，5月4日在亞洲發展銀行講話，淡化政府之前所定的調子，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政府存在不足，提出“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5月5日後大學陸續復課。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人宣傳說五四亞行講話與四二六社論一致，是不同的側面；並與學生交流時不選擇遊戲學生而要求由學生會作爲代表。學生因而懷疑五四亞行講話，失望於和政府對話，在戈爾巴喬夫來訪期間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和絕食。5月13日趙紫陽與工人對話時藉機呼籲學生停止靜坐、絕食。學生不顧，並得到各界同情與支持。5月16日，趙紫陽見戈爾巴喬夫，後自認爲自己有關鄧小平地位的發言激怒了鄧小平。5月17日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趙紫陽要求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李鵬、姚依林指責學潮升級是趙紫陽五四亞行講話導致，鄧小平拍板認爲事態發展證明四二六社論的正確。5月19日趙紫陽看望學生後，學生決定停止絕食；趙紫陽身體不適，請假三天。同日，宣布戒嚴，趙紫陽拒絕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宣布戒嚴後靜坐者和支援者增加。5月21日，趙紫陽等爲求以民主法制形式扭轉局面，要正在出訪的人大委員長萬里提前回國；據稱李鵬等同時要求萬里不要回國。最終萬里沒能及時回國。6月19日至6月2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李鵬代表四常委給趙紫陽定性爲“分裂黨”、“支持動亂”，最後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趙紫陽一切職務。趙紫陽認爲這些政治局這些行爲違反《黨章》、《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等黨內規章。
二、《軟禁的滋味》，分兩章講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連續三年對趙紫陽的審查和軟禁。趙紫陽認爲，既然已經被撤銷一切職務，就不該繼續審查。因爲如果認爲沒有查清問題，之前就不該有那樣的處分。趙紫陽認爲，對他及其一些同事的處理，既違反黨內規定，也違反法律。在軟禁受審期間，趙紫陽看到了針對他的所謂三十條罪證，他認爲，即便條條屬實，也得不出那些人所作的結論。在軟禁期間，趙紫陽不斷呼籲解除軟禁、重新評判六四事件。
三、《改革開放十三問》，分十三章以針對各問題。
十三章依次是《鄧小平和陳雲之爭》，鄧小平主張加快經濟發展、注重速度、對外開放、實行市場經濟改革，陳雲主張基本堅持第一個五年計劃做法，堅持計劃經濟。
《一九八一年的緩衝》，1981年全國范圍內調整經濟，以糾正李先念、余秋里主持經濟工作時發生的問題。1979、1980年財政赤字嚴重，物價上漲，陳雲提出放慢腳步求平衡，要求1981年必須財政平衡、信貸平衡。胡耀邦不以爲然，但趙紫陽認爲有必要。但趙紫陽認爲此次調整做法過於簡單，有不少不良影響。
《對外開放的陣痛》，當時有人認爲或宣傳特區就是租界，有人認爲外國資本家追求的是超額利潤，引進外資無便宜可佔。在剛開始對外開放時，有不少人因工作中的失誤、缺點被當作犯罪，有不少無罪錯判、輕罪重判事。
《經濟建設的新路》，趙紫陽在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新路，是經濟建設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趙紫陽的想法是盡可能地節約勞動和物資，創造盡可能多的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趙紫陽說在摸索到這條路子前，曾經思索爲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至3%就不得了，而國內經常增長10%但人民生活沒改善。
《與胡耀邦的經濟歧見》，胡耀邦重產值，趙紫陽重效益，鄧小平居中協調。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十三大提出的經濟運行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但受意識形態約束，由計劃經濟轉市場經濟，過程坎坷。
《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講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方法，一是由量變到質變，逐步過渡，二是一段時間內雙軌運行。
《經濟過熱與軟著陸》，講到1984年起信貸發放過猛、過多，基礎建設規模過大，導致物價上漲等過熱現象後，1985年加強宏觀調控。但宏觀調控起初並未起效，政策到了地方走樣。趙紫陽打算連續幾年採取較緊的信貸和財政政策來緩解局勢。後來局面有所改善。1988年物價上漲，趙紫陽後來認爲是因爲中央要闖物價關的消息引起民間恐慌，致有擠兌銀行、搶購物資事，並不是貨幣發放過多等因素造成的通貨膨脹，但當時認爲是通貨膨脹，應對有誤。趙紫陽認爲如果當時有經驗，有“心理預期”的概念，及時上調銀行利率，事態很快就能平息。事後並結論，物價不能自上而下調控，應由市場使之回歸合理水平。
《以國際貿易揚長避短》，講一些人以自給自足的舊觀念行閉關鎖國之時，耽誤國家發展。
《農村包產到戶》，講起初圍繞農村包產到戶沒有統一認識，後中央允許各地自己選擇搞不搞農村包產到戶，但不得壓制或糾正群眾自發的包產到戶。因效果顯著，最後大部分地方政府也自願推行農村包產到戶。趙紫陽說，農業進一步發展，恐怕還將面對土地進入市場並得到法律保護的問題。
《沿海地區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趙紫陽認識到國際上勞動密集型產業總是向勞動費用比較低的地方轉移，認爲應利用沿海地區的優勢，並提出要使鄉鎮企業成爲生力軍乃至主力軍，因爲鄉鎮企業靈活而有效率並能消化大量農村勞動力。
《以沿海帶動全國》，設想以沿海勞動密集型外向經濟開始，積累資金與技術升級產業，並向內地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拉動全國持續發展。
《面對腐敗》，講開始搞市場經濟時不可能乾淨，但不應允許腐敗氾濫。既不可爲防腐敗而放棄改革開放，也不可用過去三反、五反那樣的辦法；要解決問題，根本上必須進一步地改革經濟和政治體制，要解決權力壟斷和權力集中問題。
四、《從胡耀邦到趙紫陽時代》，分四章講胡耀邦下台始末及趙紫陽上台後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的經過。趙紫陽認爲鄧小平之所以拋棄胡耀邦，是因爲與胡耀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有分歧且分歧越來越嚴重；此外胡耀邦有時講話過於隨意，不注重場合，也招致鄧小平不滿。1986年11月，一些地方有學潮。胡耀邦被指責放任自由化導致學潮發生。1987年1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胡耀邦辭職，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胡耀邦下台後極左派打算清算一些人物，列了一個名單。趙紫陽採取隔一段時間開個會討論單子中幾個人的問題拖延解決，盡可能縮小打擊面、減少打擊程度。後趙紫陽種種舉措導致極左派不滿。爲了繼續改革開放，並平衡左派的，趙紫陽概括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
五、《巨變·一九八八年》，分七章，講雙軌體制下價格失調，第三部分所提到的1988年物價上漲應對不當，採取所謂清理整頓的方法。李鵬、姚依林藉機收回以前從中央下放的權力，使改革倒退，並架空趙紫陽的經濟管理權力，以行政手段與民爭利，並針對社會狀況向趙紫陽發難。趙紫陽認爲直到那時，鄧小平都堅定支持自己。
六、《以改革之名》，分四章，講鄧小平所謂的行政改革、社會的期望與不滿、胡耀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趙紫陽心中的民主與法治的社會。
趙紫陽認爲，鄧小平雖有《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但他的主張是行政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而非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鄧小平並在多種場合指出，集權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貫反對權力製衡。
胡耀邦的觀點是，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趙紫陽估計，如果胡耀邦繼續擔任黨和國家領導，可能會沿著國家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趙紫陽自己的觀點是不斷變化的。其前期大致觀點可概括成增加黨和國家決策的透明度、開闢各種對話渠道、改變選舉制度以擴大民主選舉範圍和差額選舉的範圍、黨約束自己在各項領域中主要作政治領導、切實保障公民權利、有序開放輿論；下台後提到軍隊國家化，並認爲議會民主制是現階段最好的制度，同時認爲該制度之良好作用於社會需要條件，應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改革，過度時期也許的確離不開中共領導，且趙紫陽希望由中共在過度時期保持執政地位以維護穩定。但他同時指出，中共執政地位能保持多久，取決於社會與中共自身。而這些改革的前提，趙紫陽認爲是司法獨立等。
南京房地产契证图文集
《南京房地产契证图文集》
南京市房产档案馆编，南京出版社出版，200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有1657年至1975年的现南京辖区内房地产契证照片228件。
其中，中共建政以前的208件。附录中介绍有若干相关用语。
通过本书中南京境内房地产契证及其沿革，南京乃至整个当时社会的情形以及历史的流变可见一斑。如可知当时相关税率、汇率等。观书中清朝记录，房地产买卖，其契税大抵都是3%。
惟至迟于光绪三十年，官契纸之类上有加征叙述。当年叙述为：“奉饬每两加捐三分，合钱六十文”。即加税3%。光绪三十二年的记述为：“遵奉饬每百两价银加收足钱陆千文；又奉饬
每两价银加收学堂经费钱拾文”。宣统元年的印有“计开条款”，其中“核定税价”条言：“每两收税银叁分，折银陆拾文；又赔款案内每两加收钱陆拾文，又抵补州县练饷提款，案内
每两续加收钱肆拾文。此外各州县另收学堂善举各项约三四十文不等。统计契价壹两约须缴钱两百文上下。现拟参仿本省及湘粤章程，执中定数，每契价壹两收正税银叁分，每分折钱贰拾文，共钱陆拾文；另收赔款及抵补练饷钱壹百文。此外不得丝毫加收”。宣统二年的“计开部章”中有“通行各省即照湖北本年二月间奏定章程，买家壹两一律收税九分，此外丝毫不准多收”。税由3%至9%，或可见证当时国力疲弊，内忧外患。
至于民国及北洋政府时期，则额面上税在6%、5%、4%不等。但民国七年一件地契上印有“按本局续准财政部咨附收征收费应准按照应纳税额附收百分之二等语，即每纳费百元附加二元，余类推”语，而同时期其他单据上有的并没有印上相关叙述。故当时实际税负恐难凭本书所列单据看清。
税费用途，在清朝的税契单据上，有比较明确的记述。如康熙五十九年一件红契——红契者，经官方认可的契据——上，印有“（税银）按季汇解江苏布政司充饷”字句；光绪三十四年一件官契纸上印有“官契纸定价每张收钱二百四十文。以一百文留存州县津贴办公及税牙书记等纸饭之需；以一百四十文解司作为刷印纸张工费”字句。可谓专款专用。
其银两、铜钱、洋钱的汇率，观宣统元年的官契纸上“计开条款”中“酌定钱价”条，称：“向例，民间置买田房以钱立契者，每制钱壹千均按银壹两纳税。自三十年黄前司改章，从宽酌定，以钱数立契者每千准其作银柒钱，以洋数计者每元亦作银柒钱”。此处是指纳税时所参照的合同价中银、钱、洋的汇率。宣统二年永租纸上“计开部章”中记述：“民间缴纳契税有完银者有折钱者，各省与各省不同，一省之中此处与彼处不同。应暂仍其旧。其每银壹两折钱若干千，并准照该省现办章程办理。按宁省每两折钱贰千文，现仍照旧折改”。此处是缴纳税金的钱、银汇率。前一条，是为减轻以钱买房地产者的纳税压力。但若这两条是一并适用的，则以钱买房地产者压力未必轻减。如以10万文置业，若按以前1两合1000文算，合同价计100两，须纳税3两，按同样汇率合3000文；而以1000文合7钱计，则合同价计70两，须纳税2两1钱，再以1两合2000文计，则纳钱当须4200文。即若一直只用铜钱，则账面上纳税额反而提升。至于民国，则其十七年所给的一件验契纸上，印有“摘录条例”，其中有言：“契立所载为银价或钱价，银以每两合洋壹元伍角，钱以每千合计叁角伍分计算。”
此外，直到乾隆年间的契约单据上，所记交易所用银两成色多是九五色、九七色，而自同治起，则多是八五色银。不知是否白银大量外流导致。
至于纳税期限，宣统元年三月一件官契纸上的“计开条款”中言：“自立契之日起限一个月内投税。如实有交割未清，准予加展亦不得过三个月”。宣统二年一件买契纸上有“计开部章”，中言：“投税期限例定一年。惟各省现行章程有限二十日者，有限一个月者，有限两个月者，有限六个月者……统限六个月内呈明纳税，以归一律”。然而该买契纸上有戳，题为“江宁县正堂为稽征税契以杜隐漏事戳给官牙”——官牙者，相当于官方中介——其中有“定限半月内投税”字句。可知当时政策执行的力度。另外，该件官契纸上记立契在四月，而契尾即完税凭证上计时间为九月，值得玩味。
契纸及契尾上的记录值得研究者不止于此。如康熙年间契纸或契尾或同类单据上，有若干年份所印信息比较特殊。如康熙三十年一件税契印票上，印有题为“江宁府都税司为兵饷之缺额等事”的文章；康熙三十一年一件契尾上，印有题为“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清查税契银两以佐军需事”的文章，其中有“只缘康熙十三年以后军兴”表述；康熙五十九年的一件红契上，有题为“江宁府都税司为稽查隐漏国税以济军饷事”的文章。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七年，准格尔汗噶尔丹叛乱；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三十年，多伦会盟；三十六年，噶尔丹叛乱结束；五十九年，驱逐准格尔军。这些军国事务可能影响了当时房地产征税事情，继而影响了税契单据上的记述。
契约中的记录，也有不少值得探究的。如直到民国十九年，标的所在地还有用某字铺表述的。但现今谈及某某“字铺”，恐怕本地人也不知是何地。另据契约文本，可见至清中期，还订有悔约金条款。然而乾隆以前，多具言悔约金数额。其数额，似乎既不超过契价的20%，且不超过20两。而乾隆朝的契约，只发现一件在乾隆十六年的契约有悔约金条款，但言“照议罚钱”，另一件在三十一年的契约，契价90两，悔约金10两；此外及以后未再见悔约金条款。
民国四年一件契约，可见有律师参与，此为此书中绝无仅有。该标的的权利人，有民国七年浦口商埠局给的地契。地契中有“计开浦口商埠契税单行章程”，其中第九条规定“在商埠建筑图宣布后，各业户应公举代表将浦口商埠范围以内之民地划分地段，公估每亩典买价值，呈由本局，邀同地方长官代表，覆加勘定，咨部备案。自经公估之后，业户典卖均需照定价办理，本局亦即按照每亩定价征收契税”。这显然是“平均地权”的措施。然而民国十七年一件契约中言“照时估值”。可见该措施，要么没普及，要么没延续。
有几份契约或其相关单据，显著异常。乾隆二十二年一件，契约中契价210两，契尾中契价记为230两，税按230两的3%收，为6两9钱。乾隆三十八年一件，契约中契价300两，但纳税9钱——9钱是30两的3%——观其契约，“叁佰两”之“佰”字上有修改痕迹，不知是当事人逃税举措还是有司失职。有一处产业，多次周转：其乾隆二十七年红契中，记契价30两；嘉庆五年，红契中言该房屋“倾颓朽烂不堪”，契价25两5钱；咸丰二年，红契中言其“后坍倒墙一道，接檐披倒无”，契价50两；而光绪五年的白契——白契者，未经官府认可，一般未纳税——中记该房“朽坏不堪”，但契价500两——这几乎可以认为是红契上故意少报金额以偷逃契税，尽管从不少单据上可以看见官印的处罚措施很严。民国三年一件验契纸上的表格中，纸价与注册费所属栏目称为“手数料”——手数料者，日文中手续费的称呼——当时中国受日本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至于不动产的价格，则更可以借该书知晓。仅举一例：民国二十二年一契，内容是卖田地九分七厘五毫给京沪铁路，契价为682元5角。参考其他资料，考虑当时物价，即可知这不足一亩地究竟代价如何。
南京市房产档案馆编，南京出版社出版，200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有1657年至1975年的现南京辖区内房地产契证照片228件。
其中，中共建政以前的208件。附录中介绍有若干相关用语。
通过本书中南京境内房地产契证及其沿革，南京乃至整个当时社会的情形以及历史的流变可见一斑。如可知当时相关税率、汇率等。观书中清朝记录，房地产买卖，其契税大抵都是3%。
惟至迟于光绪三十年，官契纸之类上有加征叙述。当年叙述为：“奉饬每两加捐三分，合钱六十文”。即加税3%。光绪三十二年的记述为：“遵奉饬每百两价银加收足钱陆千文；又奉饬
每两价银加收学堂经费钱拾文”。宣统元年的印有“计开条款”，其中“核定税价”条言：“每两收税银叁分，折银陆拾文；又赔款案内每两加收钱陆拾文，又抵补州县练饷提款，案内
每两续加收钱肆拾文。此外各州县另收学堂善举各项约三四十文不等。统计契价壹两约须缴钱两百文上下。现拟参仿本省及湘粤章程，执中定数，每契价壹两收正税银叁分，每分折钱贰拾文，共钱陆拾文；另收赔款及抵补练饷钱壹百文。此外不得丝毫加收”。宣统二年的“计开部章”中有“通行各省即照湖北本年二月间奏定章程，买家壹两一律收税九分，此外丝毫不准多收”。税由3%至9%，或可见证当时国力疲弊，内忧外患。
至于民国及北洋政府时期，则额面上税在6%、5%、4%不等。但民国七年一件地契上印有“按本局续准财政部咨附收征收费应准按照应纳税额附收百分之二等语，即每纳费百元附加二元，余类推”语，而同时期其他单据上有的并没有印上相关叙述。故当时实际税负恐难凭本书所列单据看清。
税费用途，在清朝的税契单据上，有比较明确的记述。如康熙五十九年一件红契——红契者，经官方认可的契据——上，印有“（税银）按季汇解江苏布政司充饷”字句；光绪三十四年一件官契纸上印有“官契纸定价每张收钱二百四十文。以一百文留存州县津贴办公及税牙书记等纸饭之需；以一百四十文解司作为刷印纸张工费”字句。可谓专款专用。
其银两、铜钱、洋钱的汇率，观宣统元年的官契纸上“计开条款”中“酌定钱价”条，称：“向例，民间置买田房以钱立契者，每制钱壹千均按银壹两纳税。自三十年黄前司改章，从宽酌定，以钱数立契者每千准其作银柒钱，以洋数计者每元亦作银柒钱”。此处是指纳税时所参照的合同价中银、钱、洋的汇率。宣统二年永租纸上“计开部章”中记述：“民间缴纳契税有完银者有折钱者，各省与各省不同，一省之中此处与彼处不同。应暂仍其旧。其每银壹两折钱若干千，并准照该省现办章程办理。按宁省每两折钱贰千文，现仍照旧折改”。此处是缴纳税金的钱、银汇率。前一条，是为减轻以钱买房地产者的纳税压力。但若这两条是一并适用的，则以钱买房地产者压力未必轻减。如以10万文置业，若按以前1两合1000文算，合同价计100两，须纳税3两，按同样汇率合3000文；而以1000文合7钱计，则合同价计70两，须纳税2两1钱，再以1两合2000文计，则纳钱当须4200文。即若一直只用铜钱，则账面上纳税额反而提升。至于民国，则其十七年所给的一件验契纸上，印有“摘录条例”，其中有言：“契立所载为银价或钱价，银以每两合洋壹元伍角，钱以每千合计叁角伍分计算。”
此外，直到乾隆年间的契约单据上，所记交易所用银两成色多是九五色、九七色，而自同治起，则多是八五色银。不知是否白银大量外流导致。
至于纳税期限，宣统元年三月一件官契纸上的“计开条款”中言：“自立契之日起限一个月内投税。如实有交割未清，准予加展亦不得过三个月”。宣统二年一件买契纸上有“计开部章”，中言：“投税期限例定一年。惟各省现行章程有限二十日者，有限一个月者，有限两个月者，有限六个月者……统限六个月内呈明纳税，以归一律”。然而该买契纸上有戳，题为“江宁县正堂为稽征税契以杜隐漏事戳给官牙”——官牙者，相当于官方中介——其中有“定限半月内投税”字句。可知当时政策执行的力度。另外，该件官契纸上记立契在四月，而契尾即完税凭证上计时间为九月，值得玩味。
契纸及契尾上的记录值得研究者不止于此。如康熙年间契纸或契尾或同类单据上，有若干年份所印信息比较特殊。如康熙三十年一件税契印票上，印有题为“江宁府都税司为兵饷之缺额等事”的文章；康熙三十一年一件契尾上，印有题为“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清查税契银两以佐军需事”的文章，其中有“只缘康熙十三年以后军兴”表述；康熙五十九年的一件红契上，有题为“江宁府都税司为稽查隐漏国税以济军饷事”的文章。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七年，准格尔汗噶尔丹叛乱；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三十年，多伦会盟；三十六年，噶尔丹叛乱结束；五十九年，驱逐准格尔军。这些军国事务可能影响了当时房地产征税事情，继而影响了税契单据上的记述。
契约中的记录，也有不少值得探究的。如直到民国十九年，标的所在地还有用某字铺表述的。但现今谈及某某“字铺”，恐怕本地人也不知是何地。另据契约文本，可见至清中期，还订有悔约金条款。然而乾隆以前，多具言悔约金数额。其数额，似乎既不超过契价的20%，且不超过20两。而乾隆朝的契约，只发现一件在乾隆十六年的契约有悔约金条款，但言“照议罚钱”，另一件在三十一年的契约，契价90两，悔约金10两；此外及以后未再见悔约金条款。
民国四年一件契约，可见有律师参与，此为此书中绝无仅有。该标的的权利人，有民国七年浦口商埠局给的地契。地契中有“计开浦口商埠契税单行章程”，其中第九条规定“在商埠建筑图宣布后，各业户应公举代表将浦口商埠范围以内之民地划分地段，公估每亩典买价值，呈由本局，邀同地方长官代表，覆加勘定，咨部备案。自经公估之后，业户典卖均需照定价办理，本局亦即按照每亩定价征收契税”。这显然是“平均地权”的措施。然而民国十七年一件契约中言“照时估值”。可见该措施，要么没普及，要么没延续。
有几份契约或其相关单据，显著异常。乾隆二十二年一件，契约中契价210两，契尾中契价记为230两，税按230两的3%收，为6两9钱。乾隆三十八年一件，契约中契价300两，但纳税9钱——9钱是30两的3%——观其契约，“叁佰两”之“佰”字上有修改痕迹，不知是当事人逃税举措还是有司失职。有一处产业，多次周转：其乾隆二十七年红契中，记契价30两；嘉庆五年，红契中言该房屋“倾颓朽烂不堪”，契价25两5钱；咸丰二年，红契中言其“后坍倒墙一道，接檐披倒无”，契价50两；而光绪五年的白契——白契者，未经官府认可，一般未纳税——中记该房“朽坏不堪”，但契价500两——这几乎可以认为是红契上故意少报金额以偷逃契税，尽管从不少单据上可以看见官印的处罚措施很严。民国三年一件验契纸上的表格中，纸价与注册费所属栏目称为“手数料”——手数料者，日文中手续费的称呼——当时中国受日本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至于不动产的价格，则更可以借该书知晓。仅举一例：民国二十二年一契，内容是卖田地九分七厘五毫给京沪铁路，契价为682元5角。参考其他资料，考虑当时物价，即可知这不足一亩地究竟代价如何。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梁曉聲著。西曆2011年1月版，3月第4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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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其實主要是探討何謂階級。
第一章，當代資產者階層。大段廢話。拿社會分析當寫小說了？估計其後幾章體例類似。
第六章，農民。目錄中寫：“將靠與農業根本無關的方式富起來的農村，成心宣傳爲致富農村的典型，不但絲毫也沒有典型的推廣意義，不但掩蓋了事情的真相，而 且極可能對最廣大的，仍然正在務農的農民們的心理產生一種誤導或暗示——依然務農也許從根本上就是悲哀的。”這話沒錯，但也用不著他說。遠的不說，近的比 如《商君書》等就有精闢論述。晁錯《論貴粟疏》寫得尤爲明白：“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 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 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 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
書中涉及古代事情，不時引用外國事例。這大概沒什麼可比性，政治精神完全不一樣。都是君主制，但中國皇帝大多也不像西洋那些君主爲所欲爲吧。都是所謂封 建，這邊老早就施行公務員考試制度了。而且所謂歷史進程的五個社會階段論，國內史學界現在好像也不支持了。那是洋人基於他們的知識所提出的觀點。
而就社會階級或階層分析來說，托洛茨基的相當多論述到現在還可參考。至於什麼無產階級執政後新生的官僚或買辦資產階級，托洛茨基也分析或預測得很恰當。
綜上，本書雖止大致翻了翻，但估計其價值遠不如內外古聖先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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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其實主要是探討何謂階級。
第一章，當代資產者階層。大段廢話。拿社會分析當寫小說了？估計其後幾章體例類似。
第六章，農民。目錄中寫：“將靠與農業根本無關的方式富起來的農村，成心宣傳爲致富農村的典型，不但絲毫也沒有典型的推廣意義，不但掩蓋了事情的真相，而 且極可能對最廣大的，仍然正在務農的農民們的心理產生一種誤導或暗示——依然務農也許從根本上就是悲哀的。”這話沒錯，但也用不著他說。遠的不說，近的比 如《商君書》等就有精闢論述。晁錯《論貴粟疏》寫得尤爲明白：“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 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 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 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
書中涉及古代事情，不時引用外國事例。這大概沒什麼可比性，政治精神完全不一樣。都是君主制，但中國皇帝大多也不像西洋那些君主爲所欲爲吧。都是所謂封 建，這邊老早就施行公務員考試制度了。而且所謂歷史進程的五個社會階段論，國內史學界現在好像也不支持了。那是洋人基於他們的知識所提出的觀點。
而就社會階級或階層分析來說，托洛茨基的相當多論述到現在還可參考。至於什麼無產階級執政後新生的官僚或買辦資產階級，托洛茨基也分析或預測得很恰當。
綜上，本書雖止大致翻了翻，但估計其價值遠不如內外古聖先賢文章。
英語教育
據報，受西曆2006年施行的改正教育基本法中所謂“愛我國家與鄉土”影響，日本新初中教科書各學科都明顯增添了與傳統文化相關的內容。
其中，初中三年級英語載有以英語解釋蕎麥麵、粗麺、和服、木屐、七夕等的會話文。
當年日本學漢文，以了解並學習中國文物。後學英文等，也以了解並學習歐美各國制度。相應地，當年中國與歐美傳播其文化，也各以其語文。
如果向外宣介自己，得自己採用對方語言，則只能見得尚不夠格供他人知曉。日本動漫大多未刻意自行翻譯成外語，但傳播極廣。
若日本是想讓學生更理解自己國家，則因現在不僅語文、社會、歷史等文科課，連數學及理化等都已增加了相關內容，故完全不必多次一舉。何況蕎麥麵、粗麺、和服、木屐、七夕之類，日常所親近之物，若是在小學時教，則還可理解，而以初中生的閱歷，恐怕早就知道了。至於蕎麥麵、粗麺、和服、木屐、七夕等至精至妙而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知識，大概初中生知道了也沒多大用。
其中，初中三年級英語載有以英語解釋蕎麥麵、粗麺、和服、木屐、七夕等的會話文。
當年日本學漢文，以了解並學習中國文物。後學英文等，也以了解並學習歐美各國制度。相應地，當年中國與歐美傳播其文化，也各以其語文。
如果向外宣介自己，得自己採用對方語言，則只能見得尚不夠格供他人知曉。日本動漫大多未刻意自行翻譯成外語，但傳播極廣。
若日本是想讓學生更理解自己國家，則因現在不僅語文、社會、歷史等文科課，連數學及理化等都已增加了相關內容，故完全不必多次一舉。何況蕎麥麵、粗麺、和服、木屐、七夕之類，日常所親近之物，若是在小學時教，則還可理解，而以初中生的閱歷，恐怕早就知道了。至於蕎麥麵、粗麺、和服、木屐、七夕等至精至妙而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知識，大概初中生知道了也沒多大用。
民度旭日陽剛
說，汪峰抗議旭日陽剛在春晚上未經許可唱他的歌；旭日陽剛道歉；元宵晚會上改唱別人的歌。
彷彿打地鼠遊戲。保護知識產權是錘子，知識產權就是那個洞，旭日陽剛就是地鼠。旭日陽剛大概不明白，不是汪峰的歌不能唱，而是未經許可不能唱別人的歌以牟利。旭日陽剛不管是不是民工，總之他們現在算歌手，在士農工商之外，身爲賤人，沒有相關知識也難怪。中央電視台作爲專業機構，卻是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相應權利的。但從中央電視台一貫作爲來看，他是真的不知道。
有網民就汪峰與旭日陽剛事發言，稱誰誰誰的歌也被誰唱了，那個誰誰誰也沒有抗議。
第一，誰誰誰抗議與否，你怎麼知道。
第二，誰誰誰自己知不知道或認不認爲自己被侵權？
第三，誰誰誰不說話，別人就不能說話了？
想到當年在北京坐公交車，路上後視鏡被另一輛公交差撞了。於是公交車過站不停，奮起直追。我說要下車，售票員說其他乘客都沒說話，我憑什麼要下車。
這個就是民度啊。其他人被侵犯都老實，我爲什麽要反抗？其他人都這麼做，我爲什麽不能？雖然是紅燈，跟著大家一起過，就沒問題。雖然是受賄，但大家都有份，我也要有。按阿Q的理解就是，小尼姑的頭，和尚摸得，他也摸得。
沒有相對具體的不變的準則，瞎胡鬧就是準則。這也難怪，今天是主席，明天是工賊。今天是副統帥，明天是叛徒。一會兒批孔，一會兒尊孔。要小民相信存在穩定的標準，太難了。上面的見解好像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標準什麼的，形而下之器。雖然他們也宣稱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但他們表現得似乎不是很在乎上層建築。說起來上面基本上是工科出身的，但好像卻不習慣定量分析上層建築如何影響經濟基礎。於是上層建築偷懶，民間建築就豆腐渣。是所謂上行而下效。儘管這句話在上面看來就是反動的，因爲照上述他們的理解，是下行而上效。可下面希望上面離開，他們效也不效。
所以就成了無恥之徒所聚集的無恥之國。
相鼠有止，人而無恥。人而無恥，胡不遄死。
彷彿打地鼠遊戲。保護知識產權是錘子，知識產權就是那個洞，旭日陽剛就是地鼠。旭日陽剛大概不明白，不是汪峰的歌不能唱，而是未經許可不能唱別人的歌以牟利。旭日陽剛不管是不是民工，總之他們現在算歌手，在士農工商之外，身爲賤人，沒有相關知識也難怪。中央電視台作爲專業機構，卻是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相應權利的。但從中央電視台一貫作爲來看，他是真的不知道。
有網民就汪峰與旭日陽剛事發言，稱誰誰誰的歌也被誰唱了，那個誰誰誰也沒有抗議。
第一，誰誰誰抗議與否，你怎麼知道。
第二，誰誰誰自己知不知道或認不認爲自己被侵權？
第三，誰誰誰不說話，別人就不能說話了？
想到當年在北京坐公交車，路上後視鏡被另一輛公交差撞了。於是公交車過站不停，奮起直追。我說要下車，售票員說其他乘客都沒說話，我憑什麼要下車。
這個就是民度啊。其他人被侵犯都老實，我爲什麽要反抗？其他人都這麼做，我爲什麽不能？雖然是紅燈，跟著大家一起過，就沒問題。雖然是受賄，但大家都有份，我也要有。按阿Q的理解就是，小尼姑的頭，和尚摸得，他也摸得。
沒有相對具體的不變的準則，瞎胡鬧就是準則。這也難怪，今天是主席，明天是工賊。今天是副統帥，明天是叛徒。一會兒批孔，一會兒尊孔。要小民相信存在穩定的標準，太難了。上面的見解好像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標準什麼的，形而下之器。雖然他們也宣稱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但他們表現得似乎不是很在乎上層建築。說起來上面基本上是工科出身的，但好像卻不習慣定量分析上層建築如何影響經濟基礎。於是上層建築偷懶，民間建築就豆腐渣。是所謂上行而下效。儘管這句話在上面看來就是反動的，因爲照上述他們的理解，是下行而上效。可下面希望上面離開，他們效也不效。
所以就成了無恥之徒所聚集的無恥之國。
相鼠有止，人而無恥。人而無恥，胡不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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